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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時任法國總統(tǒng)蓬皮杜訪問中國，杭州為其到訪城市之一。杭州方面興奮之余，卻被一個接待細節(jié)難住：隨總統(tǒng)前來的法國大廚只會在液化氣灶上做西餐，不知蜂窩煤餅爐為何物，杭州則無人知悉液化氣究竟是個啥東西。不知所措之時，周恩來總理親自協調，浙江省和杭州市有關部門急赴江蘇南京，緊急購置了兩套液化氣灶具，又從上海借來一瓶液化氣。借來的煤氣瓶首次在西子湖畔燃起藍色火焰，這便是杭州城市燃氣史的起始。
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 發(fā)展液化氣成為風景城市的當務之急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杭州，煤炭作為燃料一統(tǒng)天下。制作和供應蜂窩煤餅的燃料公司內，煤餅機日夜運作；送煤餅的三輪車穿梭于街巷；每天清晨，家家戶戶都在用簡陋的方式點燃煤餅爐，整座城市彌漫著嗆鼻的廢氣和刺眼的黑煙……“杭州是國際性旅游城市，要盡快發(fā)展煤氣！”習慣于關注細節(jié)的周恩來總理，早已關注到彌漫于杭州街巷的煤煙味兒。這回他陪同蓬皮杜總統(tǒng)來杭，對這座風景城市的這一弊端更加關切，有關杭州必須發(fā)展液化氣（即液化石油氣，俗稱煤氣、液化煤氣）的指示由衷地發(fā)自內心。
“事實上，一年前陪同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來到杭州，周總理已經關注到杭州城市建設極其落后的現狀。杭州要發(fā)展燃氣，蓬皮杜來訪是個契機，周總理的指示是個動力。就從這一年起，發(fā)展燃氣這件事就擺上了當時有關部門的議事日程。”曾任杭州煤氣公司經理的鄭賢祥至今還記得，當時的國家城建總局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很快作出了“杭州要盡快把煤氣事業(yè)搞上去，以逐漸減少大氣污染”的部署。1973年10月，國家城建總局在長春召開全國煤氣工作會議，特邀杭州派員參會。
盡管早在1963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在制訂城市發(fā)展規(guī)劃時已首提“杭州燃氣規(guī)劃”，卻是從國外相關資料中“扒”下來的，屬于典型的紙上談兵。1974年1月3日，杭州市成立杭州液化煤氣籌建組，這才是杭州城市燃氣事業(yè)實質性起步的日子。
煤氣供氣屬城市公用事業(yè)項目，由當時的市建設局負責籌建，同時抽調市土特產公司相關技術人員參與。1975年1月，籌建組在天目山路征地，建造臨時倉庫；在新朝暉路征地，建設辦公樓、倉庫和灌裝平臺等；又在天水橋征地，建造職工家屬宿舍……隨著液化氣的逐步推廣，盡管不時招人添丁，籌建組全體人馬依然忙碌。同月，籌建組更名為杭州液化氣站籌建處。
從害怕瓶裝液化氣爆炸 到想出各種法子搶著扛回家
第一次見識液化氣，是在上海。1975年春節(jié)，我跟著拜訪友人的父親，來到虹口區(qū)一戶市民家中。坐下交談片刻之后，友人欣喜地向父親展示了他家新近配置的那套液化氣灶具。只見他劃亮一根火柴，灶具火圈上頓時放出一股藍色火焰，然后又被他啪地旋滅。父親和我大驚，實在想不到這火竟還能像水龍頭似的開關自如，真讓人服了。
但從那友人家返回，一路上父親都在為友人家的安全擔憂。家里放著這只見不得火星、比柴油桶還要可怕的東西，等于與炸彈同寢，這還能讓人安心睡著么？
事實上，當液化氣剛剛出現在杭城市民中間時，這份擔憂和懼怕同樣強烈，有人甚至因為擔心它的不安全而將其拒之門外。首批100家“試燒戶”中，有不少人不敢用它，有人已把液化氣瓶帶回家，第二天竟又原封不動地帶回局里，說是家里人強烈要求還回來，因為這東西太危險了。杭十中一位教師，籌建組來到他家宣傳推廣，液化氣瓶已送到了他家門口，他怎樣都不敢讓液化氣瓶進門，眼見著這東西被重新扛下樓才舒出一口氣。
在推廣液化氣的過程中，籌建組和建設局采取了多項有效措施，比如籌建組每名干部職工都有分工，都有具體的包干任務，必須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規(guī)定的用戶數。如今回憶起來，當年磨嘴皮推廣液化氣的艱難程度，與后來社會上的推銷保險有得一拼。經過好一番努力，至1974年底“試燒戶”已達600家。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籌建組開始向這些用戶象征性地收取每瓶2元的費用。說來也怪，開始收費了，這液化氣竟也變得受歡迎了。
鄭賢祥回憶，當初他從部隊轉業(yè)，在選擇工作單位時，之所以選擇煤氣公司，是因為在這里工作可能會成為液化氣用戶，此為當年液化氣始遭市民熱搶的實例之一。
1981年春節(jié)前后，杭州煤氣公司遭遇了氣源短缺的考驗，貯存量最低之時，臥罐中只剩下3-4天的全市供應量。情況緊急，公司一方面組織車隊奔赴江西九江、湖北武漢拉氣，另一方面減少每只鋼瓶的灌裝量，即把原本灌15公斤的降到灌10公斤、8公斤，甚至降到6公斤，以緩解氣荒。
1981年全年，杭州液化氣用戶只發(fā)展了13戶，其中有市里特批的射擊運動員吳小璇、體操運動員樓云和羽毛球運動員李玲蔚，他們均為奧運會冠軍。從敬而遠之到趨之若鶩，再到上天入地般索求，當廣泛知曉液化氣的優(yōu)點后，人們對用上液化氣的渴望如同火山爆發(fā)，供需之間的矛盾已令主事者撓頭。
議價煤氣：一個曾經眼熱的名詞，如今早已還給歲月
“當時用戶發(fā)展的大權是在市建設局，由局里根據氣源情況下達用戶發(fā)展指標，按計劃分配到各局系統(tǒng)。比如這個月局下達發(fā)展用戶500戶的指令，煤氣公司辦公室就把這500張‘煤氣票’，就是開戶申請單上蓋好公司大印，交公司領導。經理室在留下一部分‘協作票’之后，把其余的‘煤氣票’交給供應科，由供應科根據市里的分配名單，通過各局系統(tǒng)派人來領取，這套做法完全是計劃經濟式的。”吳榮達時任煤氣公司供應科科長，他所描述的當年發(fā)展用戶的做法，聽來讓人恍若隔世。
從1982年起，液化氣用戶開始分為“平價戶”和“議價戶”。鄭賢祥回憶，當年負責議價煤氣開戶和供應的煤氣公司下屬勞動服務公司內門庭若市，擠滿了前來要求開戶的市民。有的企事業(yè)單位還準備拿出福利費，為職工們集體開戶，這樣一來，議價氣的需求量直線上升。至1985年底，全市“議價戶”達24571戶。
“議價氣”能夠堂而皇之大行其道，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經濟體制加速轉型有關。計劃經濟的桎梏漸被打破，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漸顯勢頭，工業(yè)產品進入市場時采用計劃內與計劃外的“雙軌制”已很普遍，液化氣產品同樣如此。發(fā)現液化氣議價供應有利可圖，一些無證無照的個體戶也偷偷涉足這一服務領域，這些被老百姓稱之為“黑店”的液化氣服務站點連最起碼的安全措施都沒有，簡易房里液化氣鋼瓶亂堆亂放，店主睡覺、生火燒飯一概在此，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設想。市建設局遂要求煤氣公司協助查處這類“黑店”。為維護自身利益和市場秩序，煤氣公司干部職工對此積極性蠻高。
1987年秋天某個深夜，睡在學校教工宿舍的我從夢中驚醒，依稀聽見宿舍樓下圍墻外有一聲接一聲的呼喚，喊的是我的名字，發(fā)出喊聲的竟是我父親，便飛快地沖出房間回應。原來父親從百里外的老家給我送來一瓶煤氣，搭的是一輛從老家開往上海的順風貨車。沒得說，雖然用這瓶煤氣做出來的飯菜充盈父愛，但這瓶煤氣是我父親從老家的“黑店”里弄來的，其售價已在20元以上。由此可見，那時的杭州，連“議價氣”都很難搞到，很多迫不及待的手已經伸到了杭州以外的各個縣市。
想要用上液化氣，你首先得接受安全使用教育
液化氣已被廣大市民普遍接受，但在煤氣公司和用戶兩方面，安全用氣問題一直置于極高位置，畢竟水火無情，容不得半點馬虎。尤其是在煤氣公司這一頭，從某戶家庭被列入液化氣用戶這一刻起，近乎苛刻的安全管理和教育就開始了。
當年的液化氣用戶，除了必須完整清楚地填寫開戶申請單，還得由所在單位、居住地居委會蓋上公章，方能到煤氣公司供應科辦理開戶手續(xù)。供應科派專職安全員，必須對申請用戶的家居進行實地察看，沒有3平方米以上單獨磚瓦結構廚房的、煤餅爐煤氣爐混燒的，休想成為液化氣用戶，弄虛作假的，當然毫不留情地被剔出擬發(fā)展用戶名單。
已經有幸列入用戶名單的家庭，則要派出代表，參加由公司組織的安全用氣教育，每周定期上課，每次半天左右，安全教育方式為聽課、看錄像等，主要要求用戶按照《液化氣安全使用知識》，掌握“六會”（會點火、會裝卸調壓器、會調風門、會試漏、會通堵、會處理緊急事故）。最初擔任煤氣公司安全用戶專職授課老師的是陳曉賢，那是個漂亮而耐心的女同志，普通話極其標準，嗓音動聽，講解得更是詳細、生動。很多家庭不單派出代表，甚至全家都來聽了。
當年的居住條件不比現在，有人又急著用上液化氣，有意無意地違反液化氣使用規(guī)定的大有人在。如此嚴格管理對如今的液化氣用戶來說確實難以想象，但在液化氣普及之初，安全意識相對薄弱之時，顯然是有必要的。
也有極少數市民，安全意識過于強烈，盡管已經離不開液化氣了，但與鋼瓶、灶具有關或無關的任何一點點異樣，都會讓他們十分警惕乃至萬般驚懼。對這樣的用戶，煤氣公司需要做的，便是耐心解釋和悉心安撫了。
比如一位家住環(huán)東新村的老人，多次打來電話，說是剛換回去的鋼瓶有漏氣現象，要求煤氣站派人前去檢修。但煤氣站幾次上門檢查，都沒發(fā)現鋼瓶漏氣，灶具也正常得很。究竟是咋回事？當老人再次打來電話時，站長沈鑫梅親自前往，對老人所說的液化氣鋼瓶漏氣現象進行反復檢測，原因終于水落石出：老人鄰居家正在搞裝修，油漆味飄過來，使對氣味非常敏感的老人誤以為鋼瓶漏氣。
去外地拉煤氣是一樁辛苦活，駕駛員押運員還得連軸轉
杭州本地沒有液化氣生產企業(yè)，無論“平價氣”還是“議價氣”，都必須從外地運來。李國夫回憶：“剛開始去上海煉油廠拉煤氣，我們只有一輛普通吉普車，只能放三四只鋼瓶，后來吉普車加掛了拖斗，能拉上十幾只鋼瓶，再后來建設局專門調撥了一輛130型兩噸貨車和一輛兩輪摩托車，才有了能容納100只鋼瓶的運貨車。”用兩輪摩托車運送煤氣，這也夠奇了。
俞建林和鮑伯青是當年的液化氣押運員和采購辦事員。“那時沿老國道從杭州到上海金山的煉油廠，有270多公里，路況很差，太陽還沒升起就出發(fā)，回來時月亮都已在天上了。”俞建林回憶，“我們的車輛經常拋錨，一碰到這種事，就要到處找路邊小店尋電話，向杭州討救兵，有時到了半夜還回不來。那時國道沿線飯店很少，吃飯也成了大問題，我們每次出發(fā)便自帶干糧和水壺。”
去寧波鎮(zhèn)海的浙江煉油廠拉氣也是個苦差事。經過紹興市區(qū)時經常會碰上堵車，又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單趟往往就要花去五六個小時，所以早上三四點鐘就得出發(fā)。各地去那兒拉氣的車很多，隊排得很長，等到灌好氣，已是下午四五點鐘了。即使馬上返回，一路順暢，回到杭州也得八九點鐘。那時公司已有專用液化氣槽車，但車輛少，駕駛員不多，不得不連軸轉，有的駕駛員一個月里竟在杭州鎮(zhèn)海之間來回跑了30趟；還有的駕駛員覺得晚上拉氣回來卸完車反正已是子夜，索性不回家了，就在駕駛室里趴著休息四五個小時，反正天還沒亮又得出發(fā)。
不過，與去河北滄州、黑龍江大慶和河南洛陽長距離拉氣相比，去上海金山、寧波鎮(zhèn)海還算是輕松的。當年從杭州到大慶打個來回，起碼要十幾天，這十幾天的風餐露宿“能累掉半條命”。本來，去外省市拉氣也可以通過鐵路的，可液化氣火車槽車只能掛在別人的車廂后面，有了空額才能掛上。那時的鐵路完全是計劃經濟化的，什么時候能運到，說不定是個猴年馬月。所以一旦供氣情勢緊張，只能派汽車槽車去。
幾次驚心動魄的事故苗頭 說明液化氣很不好惹
杭州煤氣公司的家底厚起來了，有了大型儲氣罐和灌裝平臺，也有了專用灌裝場，液化氣灌裝量連年遞增，安全生產形勢愈見嚴峻。由于液化氣貯運和灌裝固有的特點，以及當年設備相對落后等原因，安全生產事故隱患一直存在。
1984年春節(jié)前后，因為天氣太冷，中山北路底的杭煤第一灌裝場臥罐的閥門被凍壞，造成少量泄漏。恰好值班人員因事離崗，事故一觸即發(fā)，好在事故苗頭被及時發(fā)現并被堵住。從此，煤氣公司和灌裝場更加嚴格禁止職工在場內嚴禁煙火，尤其是禁止吸游煙。
1984年6月7日，位于北郊瓜山的第二灌裝場。那天的氣壓比較低，液化氣灌裝尾氣不容易散發(fā)。一名職工無意間拉了一下電燈開關，開關在接通時發(fā)出的細微火花瞬間引發(fā)了爆炸。從此，公司嚴格規(guī)定一旦在房間里聞到液化氣味，絕對不能開燈，首先應該把窗戶打開。
更危險的一起事故發(fā)生在三年之后。1987年8月，從滄州煉油廠拉來兩節(jié)槽車的液化氣抵達杭州火車北站。凌晨5時許，正待卸液的槽車罐體發(fā)出“嘶嘶嘶”的輕微氣流聲，這一異常情況被火車北站當班人員發(fā)覺，遂向杭州煤氣公司報告。公司部分干部職工以最快速度趕到現場，判定是槽罐安全閥出了問題。而一旦已泄漏槽車的安全閥沖破，失去控制，達到爆炸極限后就會發(fā)生大爆炸！在旁的時任副經理、總工程師葛遠征，第二灌裝場鐵路運輸科科長蔡道平沖了上去，但葛遠征又被液化氣熏倒。緊接著，時任公司經理鄭賢祥帶著駕駛員吳士濂沖上去，把葛遠征從槽罐平臺上抬下來，其時，蔡道平已用腳把泄漏的安全閥死死踩住，強大的液化氣氣流終被堵住。
液化氣貯運和灌裝等環(huán)節(jié)中這些驚心動魄的真實故事，當年的液化氣用戶有幾個能知道？而今的人們又有幾個還記得？卻是一段不該忘卻的珍貴往事。
1985年12月26日，杭州鋼鐵廠管道煤氣工程第一環(huán)區(qū)建成，開始向杭鋼居民區(qū)供氣，此為杭州管道煤氣之始；1991年5月30日，專供管道人工煤氣的杭州煤制氣廠4號爐點火生產，管道煤氣進入杭城尋常百姓家；2004年7月31日，杭州天然氣北門站實施進杭通氣點火，東新路沿線1700多戶居民率先用上了天然氣，從此，管道天然氣逐步覆蓋整個杭城，瓶裝液化氣和管道人工煤氣漸漸退出；主營天然氣供應的杭州燃氣集團與百江投資有限公司簽約，組建杭州百江液化氣有限公司，所有瓶裝液化氣業(yè)務均由后者經營。
